民主与民生

尼泊尔的启示，宪政化进程中市场经济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曾说到市场经济是宪政化的条件，在市场经济和宪政化之间存在如下逻辑：与庄园制或小农经济相比，市场经济不再是由无数等同结构的经济单元构成，市场经济形成社会性的宏观结构，在这个宏观结构中，人的经济地位多样化，其利益诉求多样化，至使全社会的利益格局变得复杂起来。不同的利益群体产生了不同的政治诉求，这些利益群体演化为政治势力，使得社会的政治格局复杂起来，社会中出现一支独秀的政治势力的可能大大减小。在多种政治势力博弈的情况下，只要不演变为军事对抗，只能出现各方妥协、共享权力的稳定结果。共享权力需要规范权力本身，于是形成对权力的制度化制约，宪政因此而建立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非军事对抗作为另一个条件存在。军队在过程中的地位主要由专制社会内部因素决定，这些因素是难以把握的，所以我以前认为，军队的非政治化只能作为与市场经济并列的条件存在。近来尼泊尔的宪政改革风云突变，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国王重掌行政权力，宪政化进程出现严重倒退，而这个倒退，又与尼泊尔的反政府游击队的军事斗争密切相关的。对尼泊尔局势的关注(感谢不见青山及讨论者)，使我又想到这个问题，宪政化过程中为什么会发生军事斗争？它与市场经济这个条件有没有关系？

还是从尼泊尔这个案例开始分析。通过1990年的民主化运动，尼泊尔走上了宪政道路，这个起点，是尼泊尔人民通过政治斗争争取来的，这说明尼泊尔社会已经产生制约王权的政治力量，这些政治力量同样能够防止王权重返专制。而目前尼泊尔重新出现集权化，贾兰德拉国王能够解散政府，实行无限期的紧急状态，唯一的原因在于反政府游击队势力的扩大。游击队成为现有宪政秩序的强大威胁，在这个威胁面前，按宪政原则组织起来的政府无力应对，没有足够的组织力量来化解危机，因此，集权而获得强大的组织化力量成为尼泊尔现实的选择。在这个局势面前，一味指责国王的独裁措施并无用处，因为危机直接来自游击队，必须分析军事斗争何以产生。

游击队来自尼泊尔共产党的激进派，这个派别在1996年前与其它政治势力同处宪政框架之内，那个时候尼泊尔已经摆脱了传统的专制集团压制自发的政治势力、一支独大的局面，作为在野的政治势力，他们不再有革命的要求。从1996年开始，共产党激进派脱离了宪政框架，转变为游击队，他们在宪政框架内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之间，选择了后者。那么他们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选择？

这里需要使用《专制政治的反抗和更替规律及民主化的路径》一文中的一个模型：一种政治势力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以政治权力为目的的政治派别，另一部分是他们的支持者，如果斗争本身不足以影响他们的力量对比，支持者的多寡和影响力就成为决定政治势力力量强弱的主要因素(当然前提是没有外国势力插手)。

仅仅从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角度，什么样的政治派别都可能产生，而一支政治派别要产生影响，必然要得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支持，没有这个支持，这个政治派别并无什么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里的关键不在毛派的主张何以产生，而在于毛派的主张和行动为什么会得到人们的支持。也就是说在议会斗争和军事斗争选择问题上，选择者是毛派的支持者，是这个社会中的一部分人，而不是毛派自己。我们需要分析这个社会中为何会有足以支撑毛派的军事斗争的支持者群体。

我看到不见青山网友提到尼泊尔的经济状况以农业为主，毛派的主张是土地革命，土地直接代表了贫穷农民的利益，所以毛派的军事行动得到了贫穷农民的支持。这种情况与17年前的俄国、49年前的中国有相似性，由此不见青山和部分网友得出了宪政改革需要兼顾社会公正。

不见青山和其它网友当然是站在宪政改革的操作者这个立场上提出自己的主张，这种立场在尼泊尔是存在的，但要说把这段分析用到现在的中国来就很牵强了，我们还不知道谁是那个操作者呢。因为我的分析并不涉及利益立场，所以与大家不一样，我注意到了这件事的另一方面，我看到尼泊尔、1917年前的俄国、49年前的中国社会的一个共同点：它们的市场经济成份在整个经济领域并未取得太大的优势，在这些社会中以土地为唯一生产资源的农业经济占了很大的比重。

那么庄园经济或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它们会影响人们(主要是贫困群体)对于武装革命的认识，进而决定军事对抗局面是否出现吗？

我想到了这样几条。一、纯农业经济中，唯一生产资源是土地，土地占有格局的变化直接致使一部分人受损，另一部分人获利，所以土地革命必然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并且土地集中程度越高，支持者就越多；而市场经济中，因为社会性的生产，全社会形成相互依赖的网络，这个网络---也就是市场秩序本身的重要性大大超过了任何一种资源的重要性，武装革命对这个秩序的破坏而带来的对所有人利益的损害应该能够为绝大部分人所预期。二、市场经济在生产和分配上高度的组织化，使得每个人对于经济过程中上、下游的依赖性极高，这种纵向的高依赖性显然会降低对横向组织化斗争后收益的预期；而农业经济中的协作水平低，经济过程中相互的依赖性极低。三、市场经济与农业经济相比，生产效率极大提高，最低收入大大高于农业经济时期，这降低了最低收入阶层对革命的依赖。四、市场经济与农业经济比，具有人人机会均等这一优势，它使得个人经济地位的变化加快，同样降低了最低收入阶层对革命的依赖。五、市场经济体存在累积效应，经济体被破坏后，会导致全体成员收入的降低；而农业经济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基于这几点考虑，市场经济会大大降低一个社会的最低收入阶层对于武装革命的依赖性，使得这个社会最极端的政治派别得不到支持，从而使各种政治势力都能服从于宪政框架，增加了宪政体制的稳定性。如果这个社会正处于宪政化过程中，市场经济则使各方不会轻易采取军事斗争策略，增大各方妥协、达成共享政治权力协议的可能，也使建立起的宪政出现反复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当然本文需要联系《专制政治的反抗和更替规律及民主化的路径》一文来理解，市场经济的这种作用只是影响宪政的因素之其一，达成共享权力协议首先需要势均力敌的多种政治势力共存的局面。但如开头所说，市场经济导致利益分化，利益分化导致多种政治势力共存，而现在市场经济同样对非军事对抗有极大的影响，这个体系中宪政建立的条件就可以统一于一点：国民经济中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

我想这是尼泊尔还在走其它国家几十年前的老路的原因：在农业为主的国家里，土地革命始终对大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土地革命又往往成为暴力的理由，农业社会具有最适合暴力革命的土壤。暴力是宪政的敌人，农业国家里的宪政化注定会有更多的波折。在印尼、菲律宾的宪政化过程中，我们已经看不到这种局面，是因为在其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下，贫困群体不会再去支持激进的政治派别，各派都老老实实地坐在宪政谈判桌边，而在尼泊尔虽然已经建立了宪政的框架，也还会有政治势力重新扛枪进山。

考察马克思主义在各国所起到的作用，可以作为这一观点的一个证据。脱离宪政框架进行社会革命当然是最极端的政治主张，但这个主张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欧并未掀起多大波澜，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仍然没有突破宪政框架，它成为一种建设性力量。但在东方的俄国和中国，在农村经济为主的这两个国家，它演变为社会中的军事对抗，虽然在军事对抗中它利用了偶然的机会才最后成功，但这种最极端的政治派别也取得了社会中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支持，这种支持在它们各自取得政权后进行的稳定统治的土地革命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这一观点可能对革命论和告别革命论的争论作出修正，什么叫革命？在历史中这是清楚的，但在每个人都对市场有百分之百依赖的情况下，谁还能想象那种原始的革命呢？如果不是那样的革命，又是什么样的？也许两派的争论是鸡同鸭讲，一派讲的不一样，另一派讲的必然性，但无论哪派，都还只停留在观念上，他们都没去想，究竟是怎样的呢？我想，不要停留于这种争论，深入到过程和具体形式中去，才是我们的正事。

【作者: 统计局的】【访问统计:】【2005年02月13日 星期日 22:18】【注册】【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