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先考虑一个模型，一只蚂蚁在一个平面上行走，按照我们的知识结构，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明它。一是对蚂蚁行为的描述，蚂蚁的行为就是行走，以后脚为支点，前脚跨步，然后以前脚为支点后脚跨步，蚂蚁不断地行走，身体重复同一姿势但位置不断改变，方向也可能改变。二是位置改变的趋势，把所有位置连接起来形成蚂蚁在平面中的行走轨迹，进一步，考虑速度和蚂蚁寿命可以得到蚂蚁活动范围，我们一般叫它某种空间。
这两个角度有什么关系呢？蚂蚁是动物，动物的行为具有目的性，观察和评价它的行为(行走的特征，方向、速度什么)，要根据其目的。不过蚂蚁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只有从第二个角度---宏观角度来考察：蚂蚁要什么---它在平面的什么地方---在蚂蚁的什么方向，然后这个方向才成为蚂蚁行走的目的；并且一般来说它与蚂蚁的距离很远，蚂蚁需要以很多步骤来完成总目的，于是又存在对具体一个步骤的评价，以及考虑一步跨度、速度等等问题。不管是蚂蚁还是观察者，都需要从这两个角度，或者说微观宏观两个层次来考虑。
这只是个基本模型，应用中需要复杂化，比如把蚂蚁行为复杂化，包含更多的环节，比如把平面改多维空间，或者改成包含时间序列的动态空间等等。如果平面换成一个三维空间，那么蚂蚁的行为就不止方向这个观察角度，还包括上下，而对蚂蚁行为的评价则复杂得多，蚂蚁的正确行为---达到目的的行为不再是单纯的单一方向行走动作的重复，而是由具体步骤组成的一个特定序列，比如“左-上-下-右-右-左……”等等。如果你要去评价一个具体时刻的蚂蚁行为，那么则要增加一个层次：以那个特定序列为空间，按时序中的位置确定出蚂蚁目前的方向，以这个方向为蚂蚁当下这一步的目标方向，符合这个目标的步骤是正确的、有用的、道德的、善的什么的，否则就是要受批评的。
可以用系统理论把这个模型简化一下。如果不考虑具体每一步中的区别，只考虑数量关系，那么在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之间是多对一的关系，微观上一步只能到一个位置，宏观上却存在很多的位置，那么微观层次上的那个位置X步骤总和=宏观层次的位置数。如果空间非常大，远超蚂蚁一生所能达到的位置总数，那么整个空间=一个步骤所能达到的位置X步骤总和X蚂蚁数量，这里有存在一个中间层次，一只蚂蚁所有步骤总和是一个中间层次，它一方面是评价一个具体步骤的空间，另一方面又是组成总空间的一个步骤。
这里的原理是，观察，或评价一个具体的步骤所用的标准(对还是不对的标准或测量用的尺)，应该在这一步所有的可能性组成的那个空间中去确定，而不是任意拿来一个标准，反过来说，一个具体的行为所能达到的目标值是一个具体的集合，这个集合是由行为本身的特征来确定的，不是由我们的脑袋来任意地定的，与我们脑袋里能够想到的总和比，那些具体行为所能够达到的目标值的数量往往是很低的，需要加入多个层次才能把我们脑袋里的空间填充满。以下是例子。
2、与社会总目标数相比，茅于轼先生行为所能达到的目标数实在太低了，茅先生的努力远不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充分条件，茅先生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努力，他只有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很实际，他的行为才可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即完成其预定目的。在茅先生的具体行为与社会和谐目标之间，还需要增加一个层次，这个层次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或者在一个变化速率小于人的生命周期的社会里，一个人为自己确定的阶段性目标，这样的目标的可能值，即这个社会所有人的阶段性目标加起来，则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和谐程度。我们甚至还应该在个人阶段性目标与社会和谐的目标状态之间再加入一个层次，即路径层次，在和谐状态与现实状态之间划一条线(当然一般来说这条线不是直的，不仅弯来弯去，还可能颠来颠去)，这条线是通向和谐的大道(或小道)，然后通过确定个人生活在其时间坐标中的哪个位置来确定个人的阶段性目标，而不是直接用和谐的社会状态来确定自己的阶段性目标。比如二十多年前，社会通向和谐的路径要求，社会成员必需要利己，要去想方设法追求个人利益，社会才能开放、增加活力，但你非要去讲奉献，克己奉公，这就减缓了社会趋向和谐的速度(结果受到了苏晓康同志的批评)；二十年后的今天，贫富分化很严重了，穷人已经很恼火了，你还要用尽脑子去搞别人的钱，这就是往干柴上再浇了一点点油，结果不仅不是在往和谐社会前进，如果你是特别特别的倒霉，还可能正好碰到火星子，成为历史的罪人。
茅先生的错误在于把自己的控制能力看得太强了，认为社会是在自己的控制下发展的，所以他需要考虑社会的各个方面，考虑每个人的利益，因为和谐社会里有穷人也有富人，所以茅先生准备把自己的控制能力分一半给穷人另一半给富人，即他把他一些方面的影响力给穷人另一些方面的影响力给富人。茅先生没有看到的是，影响社会方向的是千千万万人，社会和谐由千千万万人行动方向的比例分配决定，一个人要影响社会大势，需要先影响那个比例分配，比例问题是中间层次，而一个人如何使得他对于比例分配的影响最大化呢？把自己的影响力都给予比例中最弱的那一块，让木桶最短的板子变长一些，才能使得自己行动的效率最大化。
认识是一个综合的过程，知识要不断提升自己，不断把更多的经验综合进来，所以经济学告诉人们各种现实的合理性，经济学中包罗万象，不会轻易去否定哪个批评哪个。不过这里茅先生并非以一个认识者的面目来告诉我们穷人如何如何富人如何如何，而是一个行动者，一个实践者，一个实践者则只能制定具体的实践目标，一个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影响的目标，任何个人都不能以和谐社会为自己的目标，只有代表所有人的政府才有这个影响力。茅先生能够因为他的经济知识而改变其实践者身份，或者成为一种全新的实践者吗？不能，所以我们可以简而言之，茅先生混淆了认识者与实践者的身份区别，忽略了他作为实践者所具有的影响力，导致其不切实际的实践目标以及对他的种种批评。
2、第二个例子是认识问题。一个认识者也是一只蚂蚁，其行动方式是认识过程，比如学习、表达、思考理解等，这只蚂蚁的行为非常复杂，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简化，只考虑不同层次间的数量关系，而不考虑行为方式本身。认识者的行动空间是知识结构，一个认识者的知识结构是在认识者所有具体认识活动中浮现出来的，当然人们一般都相信，他们的知识是关于对象世界的知识，所以他们的认识活动是对一个对象世界的构筑。
不过大多数人忽略了一个层次，对象世界---所有人共同面对的那个世界，并不直接与一个人的认识活动相对应，并非一个人的所有认识活动就是对那个对象世界的构筑，一个人一生的认识活动所能涉及的区域，与对象世界相比只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即一个人所具有的知识只是关于对象世界中很小的一部分的知识，只有整个人类的认识活动，才能和整个对象世界相对应(也只是不谦虚的说)。
因此个人的认识，总只是关于部分的认识，个人没有资格总去否定别人的认识，他应该到另一个层次上，即每个人的知识这个层次上再去综合，通过更高层次的综合以努力接近整个知识图景。对于个体的一种具体认识或观点来说，他不应把它任意放大，或者不考虑这个观点所适用的范围，对于别人的观点，则应尽力去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以找到别人观点所对应的前提和知识领域。这样的认识观，如果忽略不同的观点和认识之间可能具有的联系和在综合领域内的结构，我们可以简化为：观点是多元的，把认识领域限定于目的和价值问题，则可以说，价值观是多元的。
当然上面已经说了，多元观念是忽略不同认识领域之间的联系后的一种简化观念，忽略是因为我们现在力所不及，但人总是有进取心的，现在所不及的我们总需要努力达到它，到那个时候，当新的综合实现，我们的认识就转到另一个层次，我们就会发现那些领域，那些价值观并非独立存在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结构把它们包括在内。
从这样的观念从发，从蚂蚁出发，我们就不会再把自己的一种观点固定在一个角度，以前我们爬坡，是因为爬坡可以缩短路线，现在我们绕弯，是因为绕弯可以节省力气，需要缩短路线还是节省力气，则要根据体力和道路状况综合决定。那些拿着左右标尺的简单蚂蚁实在太可笑了，世界到处是矛盾到处是争吵不是因为世界本身是矛盾的，而是他们自己太简单。你问河流应该向左还是向右？别人当然要先问你：世界是几维的？就因为你拿的是尺子世界就变成一条线了？(PS：我想不是闲兄变了，也不是温兄变了，我们每个时候都只能就一个或部分领域思考，而知识的领域是很复杂的，凹凸不平，我们是爬行在上面的蚂蚁。如果忽略复杂的知识领域，只看蚂蚁，那么蚂蚁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好象不断在变化方向，但看到社会领域本身的格局后，我们可能会说哦，那只蚂蚁只是在追求光明。闲兄的聪明在于早看到作为认识者和行动者的那些主体的局限性，因此信奉多元主义。忽略多元一元之间的关系，目前来说，多元观显然使我们看着更远更广)
3、不仅仅是人，一个组织，比如政府也只是一只蚂蚁，社会是它耕作的土壤，是它一生的目标，不同的政府是工作效率不一的蚂蚁，有的蚂蚁是力量型，工作粗放，但短期效率明显，有的蚂蚁精耕细作，效率极高，还有的蚂蚁作风懒散。虽然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政府的影响下，我们也不能说在政府的工作与社会的目标状态之间就没有别的层次，至少社会本身是不断在变化的，这个变化就为具体时期内政府政策确定了具体的方向。即存在一个路径层次，比如改革就是一个路径，这个路径也不是一条直线，它由一系列具体目标构成，比如所谓“部分人先富--共同富裕”就是一条极粗放的路径，在这样的路径下，政策当然是先有利于走前头的人，再有利于所有人的。沿着这种路径前行的政策，你说是左的还是右的？或者你还想问，这样的路径是左的还是右的？左右只能对一个政策对象相对静态的政府而言，是对西方那种变化缓慢或变化方向单一的社会中，政府具体政策目标的一个统计表述，到中国来分左右，只有打烂仗。
4、还有一种蚂蚁是选举者，即所谓民主制度中作主的人。他们是在“作主”吗？他们不过决定了一张选票上划哪个名字，怎么能够说他们在作主呢？其实这里缺少了一个层次，在“国家政策体现人民意愿”这个目标状态与人民本身的行为之间还有一个层次，这个层次是备选政策集，或者说制定政策集的政党。只有被选择的所有政策集中包含了代表人民主张的那种政策集(即对所有人的主张统计平均得到的政策集)，你才可能再通过选举选择出它来，然后这样的政策在执行中使得最大比例的人满意了，国家才能实现民主目标。也就是说民主目标的实现可以分解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能够把握人民意向和具有执政能力的政党，或者说政党的政策和执政水平的普遍提高，第二个层次是对政党的选择，两个层次目标都实现了，民主目标才能达到。
如果说民主制度就是选举制度，有了好的选举民主就实现了，那么这显然犯了茅老先生一样的错误，选民没有能力达到民主目标，选民只干了再简单不过的事---在选票上划勾勾，投到选票箱里，这样简单的动作都能实现民主，大同社会的实现岂不是很简单的事？有了好的选举，但这个国家的政党都非常逊，比民进党还逊，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能够代表民意的政党，你无论选哪个党，其政策或执政都离民意差十万八千里，人民一样作不了主。
因此政党的进步也是趋向民主目标的重要环节，如果能够制定促进政党进步，促进政党政策和执政水平提高的制度，这种制度显然也是实现民主的制度之一重要部分，比如多党制之类。选举只是实现民主目标的一个环节，选举制度只是民主制度之一部分，如果只有选举制度，而不去规范政党行为和政党竞争方式而任其自由变迁，其结果基本是一致的：政治格局取决于经济格局，在贫富分化严重，寡头盛行的社会里，实际只有寡头们在作主。
就是选举制度本身，也存在层次性，选举的目的并非一次选举达到的，而是通过多次选举而逐渐趋近的，在选举行为与民主目标之间，是多对一的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民的意愿本身是很复杂的，而站在台上的竞争者只有寥寥几个，选民只能划“1、2、3”，复杂的意愿如何能用“1、2、3”表达出来呢？就象你无法用一位二进制数表达任何一个十进制数，而必须使用多位数来表达一样，划“1、2、3”的动作要重复多次，意愿才能最后表达出来。再比如淘金，淘金的方法很简单，一次只能一分为二，把轻重分离，但不断重复相同的过程，目标最后达到了，黄金到手了。因此走向民主的过程不是一次选举，而是一个长期过程。
既然民主目标不是一瞬间达到的，而是一个过程的结果，那么就存在效率问题，即通过多长时间，或者多少次选举能够实现民主目标。考虑蚂蚁到达目标的过程，显然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蚂蚁的速率，二是到目标的距离，人们一般会考虑蚂蚁的速率问题，会通过改变蚂蚁的步距和行走频率来缩短时间，人们往往忽略了另一个因素，蚂蚁到目标的距离。
如果目标很远，远到蚂蚁一辈子也走不到，这样的目标有意义吗？当然没有意义，但是却可能存在这样的民主目标。目标距离很远，对应于需要通过选票来传递的信息量很大，人民的意愿很多。一般来说人民的意愿可以简化为几个指标，比如纳税、经济增长、腐败评价等等，它们是可以通过选民意向体现出来的，但如果社会变化很快，需要不断改变政策方向呢？比如这两年需要私有化，过两年又需要建社会保障，再过两年又要土改呢？那么，选票要传递的信息就会不断地增加：私有化与否、私有化的方式、社保水平范围什么的、土改政策等等。很显然，正常的选举已经无法在有效时间内把选民对那些政策的意愿都传递到政府，只有增加选举次数，以全民公投来传递民意，不过还是有遗漏：谁是能够以最好成本最低的方式实际改革目标的政党呢，恐怕没人能够知道了。
所以还是存在决定民主制度效率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社会的变化速度，民主制度并非身披金甲无往不胜的将军或超人什么的。一个社会变化越快(比如中国俄国等等)，或者说越需要变化(比如印度伊拉克)，民主的效率就会降低，如何把民主的制衡作用与权威的决策效率结合起来，是转型国家一个关键问题。
5、我们都是蚂蚁，我们所考虑的所有行为主体、认识主体都是蚂蚁。既然是蚂蚁，就要考虑其能力，考虑它所受到的限制，然后在这个限制内认识它、评价它。人能够移民银河系以外吗？这个问题只存在于幻想中，只有文化意义，并不具有现实意义，可总有人喜欢谈这样的问题。很多人喜欢用“我们”，这个“我们”不断变幻含义，在不同主体间跳跃，但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如果这个“我们”的目标与“我们”的行为能力和活动范围脱节，那么这样的思考与那个科幻故事的情节又有多大的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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