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当然都会认为，这样的问题提得莫名其妙，“市场化改革”是我们都熟悉的说法，改革的内容不是“市场”，也不是“化”，而是“建立市场导向的经济运行体制”，所以不能把两个概念分开来理解。
但并不是我把它们分开理解了，才有了这样的问题，而是别人，并且恰恰是强烈支持市场化改革的那些人，把“市场”和“化”强行分开来，并得出了许多歪理。并且不幸的是，这些人以及他们的歪理，成为了中国这场改革的主导因素，不但决定了改革的方向，也决定了改革的道路，并且正是这样的道路，导致了目前严峻的现实。
关于改革的第一个歪理要算所谓的改革代价论。按照改革代价论的说法，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也意味着利益格局的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有的人获得了利益，有的人丧失了利益，有的人获利多一些，有的人获利少一些，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必然会有人付出代价，这种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在改革代价论的幌子下，一场关系亿万人利益，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改革就异常平静地展开了，作为认识者和反思者的知识界没有任何声音，人们只能通过生活中的点滴改变来体会它。这种体会如此平淡，以至直到整个国民经济走上了一条积重难返的道路，累积的问题面临爆发时，人们才猛然惊觉。
改革代价论，正是把“市场”和“化”分开理解的结果。所谓“市场化改革”，只是一种简略的说法，完整的表达应该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体制的改革”。“市场化改革”中的“市场”明确指出了改革的目标，而起点和过程则浓缩到“化”中。在日常语言中，这种简化是可以理解的，它并不应该使人们对改革的认识有所遗漏。按照完整的理解，改革是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所针对的是一个变革过程，是从现实到目标的过程。作为改革的目标，市场体制仅仅是最终结果，而在达到这个结果之前，还有大量的因素需要考虑，这些因素包括对现状的认识、变革路径、困难和应对、过渡期应遵循的原则方针等等。很显然，改革的过程中的利益格局，也包含在这些内容中，并且它是改革政策的操作对象。改革过程中会发生利益格局的变化，以及某些人会付出代价，只是一种事实陈述，而改革却需要针对事实作出一种改变，因此，所谓改革代价并非改革过程中要原封不动地保留的，并非一种现实状况的理由，而是改革需要应对的问题。
但是那些高调叫嗓改革的人，却完全忽略了社会变迁过程和改革过程，他们把市场体制目标看着改革的全部，为了这样的改革，可以无视现实，无视改革前的状况，只要处于计划之下，一切都是需要改变的，甚至包括作为计划经济优越性最大体现的公平和全民基本保障体系。公平与市场化相冲突吗？由政府提供全民基本生活保障不符合市场要求吗？如果确实这样，我们真需要问一声，他们所提倡的市场经济究竟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想回到几百年前那种血腥的原始阶段还是重新建立一个乌托邦？
由政府包揽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压制了人的积极性，窒息社会活力，导致了国民生活水平低下和经济发展落后；而市场机制也存在它不能解决的问题，信息不对称和存在外部性的领域里需要政府的介入，作为基本社会价值的公平更与市场机制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因为这些原因，现存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处于市场机制与计划手段混合的经济形态中，并且因此我们的市场化目标被确定为市场机制为主导的经济形态，而不是完全的市场化。针对这样的目标，在市场化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的全民基本保障体系恰恰是我们的优势，它使得我们的改革任务简单化，而不必如西方社会一样，一定要经历原始阶段的血腥，在空白的基础上来建立这样的保障体系。这种优势还体现在改革过程中，在维持这样的保障体系的基础上来实现利益格局的变动，更有利于减少改革过程中的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的稳定而增加改革成功的可能性。
正是在人为分离“市场”和“化”，只把改革理解为市场目标而无视现实和过程的所谓“改革”理论指导下，才出现了这场一边倒的改革。为了企业的市场地位，职工的基本保障体系可以随便丢弃，同样为了企业的市场地位，几十年积累的国有资产的分配成了小事一桩。仿佛我们的改革就如乘风破浪的轮船，除了目标，一切都不在话下，即使留下的只是一地鸡毛。
关于改革的第二个歪理，是任何对改革政策的批评，都是否定市场经济，否定市场化改革方向。从04年郎顾之争开始，国内知识界和舆论对于改革政策的置疑和批评越来越强烈，这种趋势正是被扭曲的改革所导致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低收入阶层扩大化、反映社会分配的基尼系数日趋增大的现状的一种反映。如上所述，导致这种状况的并非进行了改革，也并非市场化方向有问题，而是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在从计划为主的经济现实向市场机制为主导的未来经济形态的过渡过程中，对于调整利益格局的政策重视不足，对于如何处理遗留制度、如何保证国民基本生活保障的问题重视不足所致。既然如此，那些批评所针对的乃是现实的改革政策，乃是如何改革的问题，以及导致现实改革政策的那种只有“市场”而无“化”的改革理论，而不是改革本身和市场理论。但是那些人却挥舞着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大棒，并且对待任何的反对声音，都无意外地抬出市场有效性这一法宝。
他们的这种态度和招数正是其对于改革的错误认识的表现，与只见“市场”不见“化”的改革观是一脉相承的。改革是一种政策，这种政策与政府的其它经济政策不一样，它所处理的不是市场，而是市场化。因此改革政策所对应的经济学内容，就不是关于市场的理论，而是关于经济转型的理论。这个理论与市场的有效性无关，市场的有效性解决的是改革目标问题，这个问题早已不成问题，转型理论所着重的乃是现实问题。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学家们对于批评的回应，恰恰表现了他们的无知和贫乏。
关于改革的第三个歪理，是把一切问题都归之为市场机制没有完善，目标还未达到，因此他们开出的唯一药方就是把问题交给市场。如果我们把改革理解为一系列的政策，理解为一个过程，那么很显然，改革政策所面对的是现实问题。现实问题并不一定针对目标而言，它也包括相对于过去标准的下降。比如赤贫阶层问题，以及九十年代以来的三农问题，都是在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那么对于这种问题，能够一概以市场化来应对吗？
但在他们那里并没有什么现实的标准，他们眼中的社会问题，只能从与理想的市场状态对比中产生。在他们眼里，所谓教育问题就是有钱人不能花钱买到良好教育服务的问题，而不是没钱人丧失最基本的教育服务的问题；所谓公平问题就是有能力的人无法获得相应收入的问题，而不是在市场化过程中跟不上趟的人没钱上学、看病、养老、买房子甚至购买食物的问题。他们根本无需去考虑，一个农耕社会的人最终还可以凭借自己的双手生存下来，而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中人却可能会因为无法获得生存资源而活活饿死，也许是因为在他们眼里，适者生存不适者饿死正是他们的理想状态。
关于改革的第四个歪理，是认为对于改革政策，比如产权私有化政策的争论，都是不必要的，只能提高改革成本而无一是处。周其仁教授在《国资转让争议四起的经济原因》一文中说，改革争议不休，本身也是一项代价，为科学问题吵来吵去，也许还可以增加知识，“郎旋风”以来的争议，到底增加了我们哪方面的知识？
这个歪理的错误更加明显，它甚至忽略了改革的本来含义。我们所说的“市场化改革”，其主语是改革，改革首先是一种政策，那么关于改革的争论就是一个政治现象，它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作为一种经济政策，改革当然与经济学知识有关，经济学理论影响改革政策的制定。但是真正决定政策的因素却并非知识，而是争论，或者具有同种效果的其它政治过程，比如投票或者独裁。在政策形成过程中，知识的运用只是争论这样的政治过程的一个结果，只有通过这样的政治过程，才可能产生作用于政策的知识。既然政治过程是形成政策的必要过程，那么反对争论的目的就不可能是取消政治过程，而只能是用别的政治过程取代它，比如投票，或者独裁。如果这样的话，莫非周教授认为独裁才是决定中国市场化改革政策的最好政治形式？
以上所批驳的四种观点，正是主张市场化改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或者说经济自由主义者的主要观点。既然这些观点都出现在学术争论中，我们不能无端去怀疑其立场和人品，那么坚持这些广受诘难的观点就必然源自其知识上的局限。我认为正是对于中国改革的基本问题的认识缺陷，才导致那些谬误的。更进一步来说，原因在于他们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而无视中国现实，以及经济改革的本质意义，才导致这种只有市场目标而无社会变迁过程的改革观。学术上的谬误并不可怕，只要有交流和争论，真理总会显现出来。但是一种观点长期主导政策方向，即使走到社会矛盾突出、宏观经济结构扭曲以及环境问题日益加剧，而关于改革的共识面临破裂的地步仍难以改变，这就不只是个学术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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