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七日，教育部长周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普及义务教育和实施素质教育的工作报告，报告提到目前义务教育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及应对措施，也提到实施素质教育的状况及应试教育不仅未从整体上得到改变，反而愈演愈烈的原因。联系当下教育问题正是舆论的一个中心议题，处在旋涡的核心，可以想象周济部长的这个报告必然会受到广泛关注，引发人们对教育问题的另一番争论和热闹。
不过如果这样的话，就可能形成一种特殊的情形：关于教育问题的争论被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关于教育产业化及义务教育的争论，偏重理论角度，主角是善于对各种社会问题发言的经济学家和针对他们的各种反对派人士；另一个部分是关于义务教育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如教育资源均衡问题、学生减负、素质教育等等，其主角则是与教育问题直接相关的教育界人士，以及家长和代言的舆论声音。其实从已经进行过的争论来看，这种分裂已经表现出来过，在关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争论中，教育界人士曾引人注目地缺席了，而关于“铜陵经验”、素质教育的话题中，经济学家们的知识并不能帮助他们发表有裨益的见解。
这并不是两个不相干的话题。教育产业化争论中的一种比较极端的观点就认为，既然市场是目前最好的配置资源的方式，它也应该成为配置教育资源的方式，所以免费义务教育并不可取。即使不是那么极端的观点，也会认为教育产业化并没有错，目前教育服务的高收费是适应教育行业规模偏低的现实的。无论免费义务教育应不应该实施，还是教育服务高收费合不合理，都对教育体制有着极大的影响，是如何实施义务教育、讨论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问题的前提条件。但为什么教育界对这些问题并不表现得那样积极呢？
经济学家们所置疑的义务教育，以及由国家负担教育经费的政策，正是我国一贯的政策方针，也是绝大多数现代国家的选择，对于普通国民来说，这只是一个常识。目前对教育现状的不满，以及相关讨论也都起因于上个世纪末对这个常识的偏离。对教育界本身来说，义务教育、政府办教育只是一个现实的前提，是无需讨论的问题，他们只关心如何搞好义务教育，只关心教育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这正是关于教育的讨论有了两个部分，表现出一个分裂的原因。
然而，身处其中的教育界人士对此的态度，显然也形成对于义务教育和政府办教育观点的支持，因为这暗示着与教育具体相关的那些人，接触教育实际的那些人都是站在义务教育这一边的，而经济学家们未免有空谈的嫌疑。那么经济学家们的空谈体现在哪里，那些具体的教育问题与教育产业化问题之间究竟有些什么关系呢？
在经济学家们的眼光中，教育需求与教育服务之间的关系与市场上的交易关系并无本质的区别，社会是需求方，教育机构是供给方，教育与其它生产行业只是有着自己特点的不同的产业而已。实现这样的供需关系，一般有两种方式，它们对应所谓计划经济模式和市场经济模式之区分。通过国家收税，集中办教育的方式就是教育产业中的计划模式，而通过市场来实现教育产业中的供需关系，则是教育的市场化、产业化。这样转换后，经济学家们就有了强大的工具来分析和论证他们的观点：社会对教育部门的种种期望和指责，是教育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表现；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远远大于计划方式，应该引入到教育领域中来，甚至作为主要的配置方式；免费义务教育是对他人利益的侵犯等等。
我们看到，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是立足于把教育产品与其它产品等同看待的基础上的，有了这个基础，才可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讨论教育问题。然而这个基础却建立在沙堆上。
先看供给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教育服务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教育服务的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这些特点导致并不可以以简单的古典交易理论来理解教育，特别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必然需要引入非价格机制来解决，这说明单纯的市场化观点并不适用于教育问题。就这个方面来说，教育面临与医疗体制相同的处境，医疗体制改革中的种种困境说明了教育问题的复杂性。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教育问题，我们仍然在经济学限定的框架内讨论问题，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发现，单纯从经济学视角来看教育问题根本就是不对的。这个角度就是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对教育的需求是经济学家们刻意要强调的一个方面，周其仁教授说：“什么是当下我国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我认为是教育严重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他还特别谈到农民的教育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用社会大众、甚至农民的教育需求问题来为自己的教育产业化观点提供论据，给人一种很荒谬的感觉，因为当前存在的种种问题，包括农村失学儿童问题，显然都与教育产业化有关，它又怎么成了实行教育产业化的理由呢？
问题出在谁的需求上。在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中，只有经济总量上的区别，并无分配差距的问题，在他们那里，效率就等于总量上的增长，只要总量增加了效率就增进了，这个增长是谁的增长不是经济学家们的问题。但现实生活显然不这样，人们所关注的教育问题却不止是总量上的问题，人们并不看富有阶层所拥有的教育资源翻了几番，他们为教育总量的增长作出了多少贡献，人们只为穷人们所失去的不平，为学费增长导致的农村失学儿童不平。这说明大多数人眼中的教育需求与经济学家们心中的教育需求是不一样的，经济学家们心中的教育需求如同人们对粮食的需求、对彩电的需求一样，只是个体需求的总和，而人们的教育需求还包括了一些附加属性，如“公平”等，这个“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是具有整体性质的需求。那么市场能够满足这种整体意义上的社会需求吗？经济学家们自己都已经指出，这是个公共政策问题。
但还有让经济学家们更头痛的事。他们说，人们关注教育问题，批评教育乱收费，说明社会对教育服务的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但这一种什么样的需求呢？周济部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谈到实施素质教育的现状，以及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原因时，指出“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和现实差别不断扩大，使得人们能通过高学历改变命运的愿望十分强烈，导致学生分流不畅，使中考和高考竞争不断升温，甚至导致升学竞争不断前移。加上一个独生子女往往承担着几代人的希望，家长望子成龙心理加重，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为孩子增加大量的课外辅导班、兴趣班、家教等课程，使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社会对教育的需求”的过于强烈，反而导致教育领域里的种种问题：教育的目标变成对考试分数的追求，为获得家长青睐，扩大生源，学校加给学生的负担日益沉重，学生从教育的受益者转而成为牺牲品。然而与之对应的，既不是教育市场的买方，也不是教育市场的卖方，恰恰是受到经济学家们强烈抨击的政府办教育的实施者，成为素质教育主要的推动力量。
难道是素质教育本身错了，应试教育才是真实的“社会需求”？并没有人说素质教育的不是，错只在经济学家们自己，教育需求并非如对粮食电器汽车的需求那样简单明了。经济学模型中人都是理性的，然而在教育问题上理性恰恰不掌握在每个社会成员手中，而掌握在专业的教育机构手中，教育机构提供给社会的并不止是一种成型的产品，也包括了评价标准，甚至评价机制---高考。
所以与家长们面对的并非经济学家们眼中的学校、教师，而是一整套的教育体系，真实的社会需求并非由学校、教育来满足的，而是由包括教师、学校、教育规范、规范的制定和监控者等等组成的国家教育体系来满足的。失去了规范而只受市场引导的学校，不仅无法培养出具有健全人格的学生，反而会成为对学生的一种伤害。一句话，只能在一种整体的意义上来理解“社会需求”，把它看成政府与社会整体的交易，而不应把它化约为社会成员个体需求的相加。经济学家们以为他们能在经济之外的其它社会领域里所向披靡，然而他们的基本理论前提却并不符合教育领域的现实。
转到这样的社会需求角度，经济学家所理解的“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或者说通过市场机制能够实现的那种社会需求，就只能是一种近似的、初级的社会需求，它可能满足一个前现代社会的需要，却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与之对应，历史上的教育体制大都类似自发的交易机制，比如中国古代的私塾，而现代国家则都转入国家办教育模式。
经济学家们还提到市场效率高于政府，但根据以上，显然需要联系教育的目标来看效率。对于整体看待的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市场的效率再高，也只能局限于某一水平，然而通过政府来实施的教育服务，虽然也受制于政府的效率，但它自然就转移为制度问题上，通过制度创新，行政和政治体制进步，教育体系的效率必然会进一步提高，而对于市场的来说却没有这个可能。分工总是存在的，教育的目标体系必须根据心理科学、教育科学成果来制定，而不可能只来自普通社会成员的现实追求，因此学校必然要受制于其上级管理部门，而不应让它受利益指挥棒的控制，在这个浮躁社会中随波逐流。
回过头来，只要从真实世界出发而不只围于先验的理论前提，我们就能看到在教育问题上市场机制并非全无意义，只要对社会的教育需求作出细分，不同的需求自然有最合适的实现方式。对于与社会职业需求密切相关的教育领域，以及具有个性化特点的教育需求，市场机制显然是最好的。只是对于那些过于自信的经济学家而言，他们看不到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只能眉毛胡须一把抓，使得已经成为一种常识的义务教育在他们那里倒变成什么不合理的事情，这样的空想代替现实、理论脱离实际的态度和观点当然会招致大家的一致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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