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教授在经济观察报撰文谈关于国资改造过程中的争论(《经济观察报》五月十五日)，认为是国资独特的经济性质引起了这些争论，并把它称之为“争议四起的经济根源”。如果说要从经济方面找争论的原因，或者从经济内在的性质来考察对改革争论的影响，周教授的文章可称是思路清晰、说理透彻，但文章后面说到：“总之，围绕国资转让和定价的争议四起，是进入转型的国资派生出来的一种经济现象，根源在于国企国资的经济性质。‘争议四起’本身已构成国资转让的制度成本”，周教授显然要通过自己的分析来给争论本身下一个结论了。这个意思也体现在作者对几场争论的叙述中，按周教授的意思似乎是，那几场争论只是在给改革添乱子。
按照常识，我们一般不会认为一种社会论争会是一种经济现象，特别是关于政策的争论，这种争论我们一般把它看着一种政治现象。周教授谈的是关于国资改造过程中的争论，国资改造的行为主体是政府，不是企业，所以这应该是个政策问题，那么关于这个政策的争论，当然不会是个经济现象，而是政治现象。虽然无论哪个社会领域都不是独立的，分析政治现象也不可能脱离经济，但从经济角度来分析政治现象，只能作为一个视角，如果要给这种现象下个结论，主要还是要依据政治上的分析。
但在这里周教授和他在其它地方，比如教育问题、医疗问题、腐败问题等等的讨论中一样，当仁不让地担当起主角，而这些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他们的知识反倒是可有可无了。我觉得有必要首先还问题本来面目，看看作为政治现象的争论究竟是怎样回事。
周教授从与正常市场经济里的资产转让的对比开始分析，正常市场环境里的资产转让是股东自己的事，别人除了可能作为购买者，不会再有什么关系，所以不太可能产生关于出售、定价的争论，即使有，也只限于股东间。而国有资产不一样，国有资产具有两个性质：一、国资在法律上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财产；二、全民怎样充当国资的主人，怎样履行资产主人的权利和义务，从来没有一套清楚的章法。因为这两个性质，国资的转让和定价从来就都是模糊的，并不明确。现在要市场化了，要让国资进入市场了，就存在一个进入市场的方式，以及初始的定价的问题，在没有清楚章法的地方要让事情明确起来，当然存在很大的困难，这就是争论的原因。
显然周教授所谈的争论，主要是已经开始国资进入市场这个工作之后，关于如何进入市场的争论，并不是应不应该进入市场的争论。并且按照周教授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样的争论只会发生在初始定价的时候，初始定价是一个坎，迈过这个坎，就进入“市场经济”了，关于转让和定价的章法就清楚了，争论也就没了必要。我们知道只要进入了市场，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就属于市场经济范畴，成为了一个经济问题，那么还没有进入市场的时候，又是个什么问题呢？如周教授所说，进入市场前并非没有资产的转移，只是那些过程是由政府官员来完成的。当然不可能由政府官员个人来决定资产转移的问题，决定资产转移的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政府，资产转移只是复杂的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以前的知识，我们把它看着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既然这样，在完成国资的市场化改造之前，它就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即使是进行市场化改造这个问题本身，也不可能用市场规律，或者市场经济理论来理解。我们知道在以前，资产的转移是通过政府调拨方式实现的，调拨的依据主要是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而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来自对经济各个环节的统计，以及政府决策者关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想法、意识。如果现在我们还处在那种情形下，只要决策者心中具有了国资市场化改造的规划，那么这种改造大抵按照差不多的过程来实现，可以预料最后能够完成这个改造，当然改造的具体方式，资产的实际控制者会是谁等问题是由改造过程来决定的，对于决策者来说，它或者可控或者不可控，这都取决于现实的政治过程，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即使与他们有利害关系，他们也影响不了这个过程，影响不了改造的具体方式。
但现在我们知道，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我国的政治体制也在发生相应的改变，这个改变方向是公开化，普通人对政治决策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当然这种变化指在与以前比较的意义上。这种变化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在于公共舆论的形成，和它对政府决策影响力的扩大，因为公共舆论的影响，决策不再可能完全由政府关起门来操作，必然存在舆论与政府之间的一个互动，通过这个互动，使得普通人也能去影响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政府在经济领域内的决策。
有一个方面，大多数人都能看到，他们也看到了---关于国资改造的方式，特别是把以前不太明晰的国资产权明晰到谁的头上这个问题，它也属于经济领域内的一个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决策，并且这个决策对大家的重要性显然远高于以前那些，比如资产转移之类的具体决策(谁都会希望天上掉下块饼，正掉在自己头上)。
既然对大家来说，关于如何改造国资的决策非常重要，而现在又有了公共舆论这样一种方式来影响决策，显然各式各样的言论，代表各种利益群体的言论都要汇集到公共舆论中来。如果各种利益群体的利益并不统一，存在着对立，那么公共舆论中也就会产生激烈的争论和交锋。周教授所谈的那些方面，比如国企MBO方式的改造、国企海外上市问题、商业银行改造问题，它们都属于如何改造国有资产的问题，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它们都产生了“争议四起”这样一个结果。
如果不特别限定于经济角度，以上正是“争议四起”的真正原因，这个原因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我们从这个分析可以看出，争论并非不必要的，在市场还没有发挥出作用之前(事实上在经济改革问题上，市场不可能发挥作用，“市场发挥作用”只是改革的结果)，有争论远好于没有争论，其道理与要市场不要计划是一致的。争论及其结果，其实正是一种“市场机制”，它们属于不同的领域而已，按照同样的观念，我们不仅不能取消争论，还应该有关于争论的制度，使得它更好地发挥作用。然而周教授的结论却是，“‘争议四起’本身已构成国资转让的制度成本”，“吵来吵去的，还不如看《无极》”。
经济上的市场化，和政治领域里的争论，为何在周教授那里反而成了不相容的东西了呢？周教授被称为“经济自由主义者”，经济自由主义者的主要主张自然是经济市场化。但周教授们似乎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个道理：“经济市场化”并非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策问题，放大了说，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国民经济从计划方式向市场方式转轨，是政策的对象和内容，那么对于政策的制定者来说，经济方面的内容构成政策制定的约束条件和目标，其中原来的计划经济和国家经济现实是约束条件，而周教授们主张的市场经济，则是政策的目标。
周教授从经济角度分析国资改造和相关争论，通过计划体制下资产转移与市场环境中资产转移方式的对比，正说明了国有资产市场化改造的意义，说明了市场化改革的正确性。作为经济学家，周教授对于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坚持，应该说在改革这个政治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只是决定市场化方向并非是经济改革这个政治过程的全部，而只是一个环节，除了改革目标，改革过程还包括目标实现路径、决策主体、决策方式、国民与决策者的关系等等，这其中每个方面都构成了改革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十几年前，关于经济改革的方向并未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市场化改革这个大目标下包含哪些具体目标也并不太清楚，那个时候是急需市场经济知识的时候，决定经济改革的方向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化方向基本成为共识，市场经济知识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普及，改革中的关键问题早以转移到其它方面。这个时候人们关注的重点已经不再停留在要不要市场化，停留在姓社姓资问题上，而是深入到如何市场化，市场化过程中的方式问题、操作问题等方面，目前关于改革的争论正是围绕这些方面。但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却无视这一点，他们以为除了市场就别无它物，市场成了万能法宝，不仅以前遗留下来的问题需要通过市场化解决，那些明显处在市场之外，并不属于市场经济范畴的问题也一概帖上市场化这一狗皮膏药。
正是因为那些争论超出了他们的知识范围，超出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范围，他们才会反对这样的争论，才会把“反对改革”的大锤抡得呼呼着响。但其实不是改革过程中的争论有什么不正常，而是成天说着些不着边际的陈年老话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仍然占领着舞台，担当着主流，而面对现实的言论往往受到压制，才反映了真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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